监察法及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的“从宽处罚建议”与刑事诉讼中的“认罪认罚从宽”，是法法衔接的具体体现，对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。笔者认为，推动二者高效衔接，需要从理论、制度、实践三个维度把握。

从理论维度，深刻理解共通之处。二者在立法精神上是一致的，在具体规定上是贯通的，在基本价值上均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相统一。首先，体现宽严相济。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，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，要求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，区分案件性质、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，实行区别对待，做到该宽则宽、当严则严，罪责相当、罚当其罪。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明确的从宽处罚建议适用情形，体现了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政策策略，彰显了惩是为了更好地治。其次，有利于提升反腐败工作质效。提出从宽处罚建议，鼓励被调查人及涉案人员积极配合调查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为顺利查清案件提供有利条件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坚持实体上从宽，还体现程序上从简。根据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，对认罪认罚案件，应当根据案件情况，依法适用速裁程序、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审理。依法从宽、从简、从快处理，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，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效。再次，有利于落实“法法衔接”要求。从宽处罚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的衔接，都蕴含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的内在机理，是对接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。

从制度维度，准确把握内涵差异。从法律渊源看，“从宽处罚建议”规定于监察法律法规，“认罪认罚从宽”确立于刑事诉讼法律，不能简单等同。一是适用阶段、范围、对象不同。根据监察法第三十一条、三十二条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一十三条等规定，从宽处罚建议一般适用于监察机关调查阶段，适用对象为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和涉案人员；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，以及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规定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，适用于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各个阶段，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，所有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二是适用条件不同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即，从宽的适用条件为认罪、认罚。而根据监察法及监察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，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条件是“认罪认罚+特定情形”，要求更为严格。三是适用程序不同。认罪认罚从宽可以适用速裁程序、简易程序、普通程序，形成有序衔接、繁简分流的多层次诉讼体系。而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，监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，必须“经综合研判和集体审议”和“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”，程序更为严格，这既能确保决策公正，也能有效约束监察权依法运行。四是法律效果不同。根据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适用精神，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，早认罪优于晚认罪，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，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。由此，调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等不同阶段的认罪认罚，从宽量刑幅度必然有所区别。因此，在监察调查阶段提出从宽处罚建议的，既体现及早认罪悔过的主观态度，又具有相应从轻、减轻情形，从宽量刑幅度应当充分考虑。

从实践维度，形成衔接配合合力。法法衔接不仅要体现在制度规定上，更要落实在工作实践中。一方面，监察机关依法规范提出建议。提出从宽处罚建议，应当注重时、度、效，确保合法、精准、有效。“时”，即提出的时间节点。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，一般应当在移送起诉时提出，鉴于特殊情况可以在案件移送后、提起公诉前，单独形成从宽处罚建议书移送人民检察院。但是，进入审判阶段后，即使经研究后认为存在从宽处罚情节的，也不能再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。“度”，即建议的精准度。鉴于不同的从宽处罚建议适用条件不同，应当严谨慎重、严格把握、精准提出。例如，准确将自动投案、积极配合调查、积极退赃、立功等情形，与刑法、刑事诉讼法关于法定从宽、酌定从宽情节相对应，提出准确建议，做到于法有据。“效”，即注重综合效果。从宽处罚建议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，既要从法律上审核，更要从政治和全局上研判，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等因素综合判断，确保政治效果、纪法效果、社会效果相统一。另一方面，司法机关依法严格审查。对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，司法机关既要进行事实和证据审查，还要重点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。审判机关还要做好量刑建议适当性审查。最后，深化协作配合机制。例如，建立沟通反馈机制，对于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，司法机关及时通报采纳情况等。